王全峰:浅谈养老
中国古代有“六十还仓”的传说,即人活到六十不死就要活埋。相传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加之当时的生产力低下,食物无法满足所有人的生存,没有了劳动价值的花甲老人便成了被舍弃的对象。皇帝便发布了“六十还仓”的规定,——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一律都要处死,其方式之一便是活埋,专门修建一个活人墓,由家人们送进墓穴之中,让其自生自灭,在吃完所带食物之后,受冻挨饿而死,称之为“花甲葬”。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实在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父亲这样死去,于是,将父亲送进山上的墓穴后,便悄悄的供养着老父亲。后来,交趾国派使者前来朝拜,向秦始皇进献了一只奇怪的动物,使者对秦始皇说道:“若大国中有人能识得此动物,我们便永远俯首称臣,永不交战。”但奈何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识得。于是,便命人画下异兽模样,放出皇榜,若是有人能识此兽,必有重赏。那位孝子看到了皇榜,拿了异兽画像求教父亲,谁知父亲年轻时游走过交趾国,认出图上异兽名叫西鼠,虽然体型较大但依旧怕猫。让儿子抱上一只猫去揭皇榜,被侍从带入大殿,将猫拿了出来,西鼠见猫浑身哆嗦、四处逃窜,最后交趾国也不得不履行承诺。之后,揭榜人并没有领取皇上的赏赐,而说明此是自己偷偷供养的父亲认出的异兽,请求恕罪。皇上听后十分感慨,并认为人老了虽然失去劳动能力,但还是很有智慧的,遂下令将“六十还仓”的法令废除。据考历史上并无这等记载,此乃只是野史传说而已。
与此相反,中国古代不少皇帝贵族谋求长生不老确是兴盛了很长时期。相传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有了长生不老的观念,我国的炼丹活动便兴盛起来。它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到了东汉,随着道教的兴起,炼丹之风日益盛行。著名炼丹家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被后世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涉及炼丹术的著作。而炼丹术的鼎盛时期是晋唐,其中著名的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皇帝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不是中毒,就是死于“长生不老丹”。据记载,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上有所好,下则甚焉,炼丹服药成了唐代上层社会的时髦风尚。皇帝们几乎个个都崇信炼丹术,王公贵族便效仿炼丹服药,许多文人名士也都尝试着炼丹,李白、白居易等也不例外。白居易在晚年曾茫然若失地留诗:“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栏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元亮)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充分说明了唐代名士们炼丹服药的后果,事实上从古至今沒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老。
古代炼丹炉
渴望健康长寿是人之本性,是人类一直共同追求的目标。直至今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养生之道和长寿密诀的探索研究,但从整体角度来看,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本保证。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2019年达到77.3岁,不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中上收入国家。而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中国梦阔步迈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稳步提升,人们的预期平均寿命将进一步提高。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国家对养老事业实行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特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但却加速了老龄化的步伐,按照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就意味着人口整体处在老齡化的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6%。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说明我国已深度进入老龄化社会,“一孩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南北交流,异地打工,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工作繁忙,压力山大,无暇照管老人。既使有人照管,一月两月可以,一年两年就难。有的僱请保母费用高、不专业、不放心。有的子女不孝,嫌弃虐待,老人自寻短见。有的单独在家,突发疾病,死亡多日无人知晓。老人照顾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养老不仅是年轻人面临的家庭负担,也是各级政府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50、60后这些初入老龄的人群尤为关注的切身大事。
春节期间,带着寻找寄托的心情走访了富平康馨颐养中心,令人欣慰的是那里条件优越,环境优雅,医养结合,服务规范,精神内涵丰富,文化色彩浓厚,给人一种温馨舒畅的感受。走进宿舍,两人一室,设施齐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床被齐整,窗明矶净,生活起居,相互照应,内设卫生间,洗漱很方便;餐厅里,空间宽敞,冬暖夏凉,一日三餐,营养均衡,菜单上墙,周不重样,还适时为老人组织生日聚会;康养中心的突出特点在于医养结合,院内设有诊疗室、康复室、中医馆,基本医疗器械如血压计,心电图,呼吸机,氧气瓶齐备,医生值班,每天查房,日常监测,半年体检,服药统一管理,定时送至床头,普及养生知识,开展心理疏导,看病住院,专车接送;康养中心还开辟了党员活动室、图书室、棋牌室、舞蹈室、经常安排电影电视播放,每周两次自乐班演唱;老年大学开设书法、绘画、器乐、剪纸、秧歌、太极拳等多种专业,定时上课,专家讲授,每逢节日组织开展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给老人们增添了巨大的生活乐趣。康养中心数十名护理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合格技师,业务熟悉,护理到位,定期开展职业技能比武,以比促学,以赛促练,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和服务质量。在做好基本保障的同时,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承担了庄里镇景翼社区日间照理中心的业务;开办了重病老人的“临终关怀”,照顾到终,整理送葬;探讨与南方城市的异地养老交流模式;投资200多万建立了居家智慧养老指挥中心,凭借网络平台,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务,为居家老人配备呼叫器,集呼叫、视频、定位于一体,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昼夜在线,上门服务;康馨颐养中心2021年被评为渭南市医养结合优秀示范单位,新的现代化养老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建设之中。
养老作为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是目前解决老龄化突出问题的根本出路,从社会反映的情况来看,养老服务受到全社会的广泛推崇。实际上,大多数老人在养老院都很习惯,无忧无虑,有养有乐,生活规律,心情舒畅,放假都不愿回去。有的老人原来孤独在家,精神抑郁,来到养老院,有人交流,生活充实,性格开朗了,身体健康了,还不愿意回去。有人感慨:“进了养老院,快乐又温暖,生活有规律,身体常保健。”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养老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养老事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之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要像孝敬自己父母那样去孝敬所有的老人。当下,在养老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首先,是体制上的城乡差別。城市退休老人有养老金支撑,进入养老院应该不成问题。广大农村老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一生辛勤劳作,如今,儿女长期外出打工,老人留守在家,不仅要扛起家庭和农田的重担,还要负责孙辈的照管,没有养老金,仅凭微薄的老令补贴根本无法支撑养老院的养护费用,成为农村养老设施发展慢,农村老人难入院的重要原因。其次,是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从经济上讲,养老院收费标准较为合理,正常自理老人每月1400元左右,瘫痪卧床老人3000-4000元/月,在城区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影响老人入住的主要障碍在于传统的思想意识和守旧观念。认为那里是鳏寡孤独、无人照管、万不得已才去的地方,存在着较深的世俗偏见。因而,有些是孩子愿意,认为在养老院比家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环境好,生活好,服务好,老年人在一起,既有共同语言,又有生活自由。但老人不接受,认为我养了你们姊妹几个,如今你不愿管我了,心里来气,破口大骂。有的是老人看了养老院的条件,非常乐意,但给孩子一说,他们却不同意,怕损坏声誉,落下忤逆不孝的骂名。第三,孝道滑坡的局面亟待遏止。这是居家养老面临的重要影响因素。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孝”为百善之首,为人之根本,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经历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技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有了优越条件,一些在溺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苦难岁月的经历,缺少社会涵养的修炼,丢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滋长了自私任性的恶习,追求享受,相互攀比,只求从父母身上索取,少有孝敬关爱之心,无论城市和农村,啃老、嫌老、虐老、弃老的现象屡有发生,自己楼宇堂皇,父母孤守危房者并不鲜见。其不知,谁家没有老人,自己终将变老,孝敬上辈正是给下辈树立标杆。因此,加强伦理道德和孝老教育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养老的《指导意见》,国家财政部、发改委、民政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全面落实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保障责任,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培育专业化的社会养老组织,不断创新机制,改进方法,提高质量。近年来,各地在发展养老事业上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成功之路,特別是泰康养老社区的经验,值得积极借鉴。以康养并济、舒适居住、活力养老为核心,集居家生活、美食餐饮、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复锻炼等全方位服务于一体。使其真正成为老人温馨的家园、精神的乐园、开放的校园和优雅的公园,让老年人享受好夕阳生活的幸福时光。
【作者简介】王全峰,陕西省富平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曾担任过农村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历任县政府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审计局副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农工部长、县经贸局长、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正处)等,曾任陕西省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常务理事。现为富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富平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富平县建材家居商会名誉会长。曾在中省市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嬗变中的思考》、《抓铁有痕》,出版《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感悟》(西北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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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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